四川首届“天府好家规”评选活动由四川省纪委机关、省委宣传部、省精神文明办联合开展。1月25日启动以来，面向全省、全社会各行业、各企事业单位职工以及普通社会家庭征集“天府好家规”故事。
在本次活动中，我市推荐上报了17条，组委会初选入围10条。这些好家规好故事，生动诠释和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重要指示精神，对于进一步推进家风建设是有深刻的启示和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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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以身作则 修身齐家
——百岁老红军王定国家规家风故事
她，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百岁老人。
她，是目前全国唯一健在并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
从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家女，到逐渐成长为一名新中国很有影响的革命家、书画家和社会活动家，她创造了无数奇迹与辉煌——
长征途中，她失去了一个大脚趾，敌人的弹片击断了她的腿骨，但她毅然三过雪山草地，迎来革命胜利的曙光；在耄耋之年，她坚持带着家人重走长征路，时刻用红军精神激励和影响后人；2009年9月，她被中宣部、中组部等部门评为全国“双百”人物之一……
她，就是“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今年已104岁的老红军王定国。
王定国老家在川陕老革命根据地之一的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
这是一片红色的沃土。在19l3年那个寒冷的冬天，王定国就出生在安化乡爬山村一间破旧的茅棚里。
那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王定国家没有田地，家里常常揭不开锅。妹妹被活活饿死了；因为没钱安葬病逝的父亲，三岁半的二弟也被卖掉。王定国不得不过早地挑起生活的重担。六七岁时，她就到面食馆推磨挣钱；15岁就被送到一户李姓人家当童养媳。
那个时代，嫁人、生子是绝大多数山里妹子的命运轨迹，而王定国却敢于对命运说不！她果敢地做了两件大事：放裹脚、剪辫子。从此，便开始了她红色的人生旅程。
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1933年，王定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迎接红四方面军许世友部队进驻营山，先后任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妇女独立营营长。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1937年9月，与时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结婚。
在近90年革命生涯中，王定国不畏艰辛，乐观豁达，淡泊名利，崇俭尚廉，红色传家，始终用自己的言行教育子女，影响后人。
在王老家中，挂着一张全家福。照片里，父母慈祥欣慰，儿女快乐茁壮。一家亲密无间，幸福美满。
这个红色家庭，共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当年，王老全家住在北京前圆恩寺胡同里。那时，院子里有块空地，王老和谢老常带儿女们翻地种菜，还养了猪。所收获的瓜菜、猪肉，他们都要分给邻居和好友。在他们的教育下，孩子们心中从小就埋下了艰苦奋斗、不谋私利、团结友善的种子。谢老经常对孩子们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任何特权思想。”
翻开一本刚刚出版的《谢觉哉书信》，在第63页上有这样几句话：“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倌。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这是谢老1950年在写给儿子的信中所作的诗句。谢老就是这样，经常严格要求子女要淡泊名利，不能有高干子女的架子，不能搞生活特殊化，要时刻想到为国家、为人民多做实事、多做贡献。
谢老逝世后，儿女全由王老照看。王老将这种严格的红色家风保持传承了下来。在儿女们眼中，母亲是天下最美的母亲，勤劳善良，聪明能干，严肃慈爱，节俭清廉。
长期在王老身边工作的阳琼仙说：“王妈妈一生像谢老一样，也自律甚严，对子女更是严格要求。王妈妈家这么多子女，但他们从没红过脸，一家人和和睦睦，与邻居、同事也相处得很好。在生活方面，王妈妈身体力行，能自理的尽量自理，不愿给别人添丁点麻烦。她常对儿女们说，要随手关灯，节约用水。偶尔在外面吃顿饭，点菜也很节俭。即便剩下一点，她也要打包带回家。有时饭菜还没吃完，老人家就急着要打包，生怕浪费一点。”
翻开一本本老相册。通过那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我们感受到了一个革命家庭的温馨与幸福，感受到了王老对家人浓浓的亲情与关爱。
在一张六七个孩子一溜排开的照片中，中间那位瘦削的小伙子就是著名导演谢飞。
谢飞1942年生于延安，小名“延河”。这位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高材生，执导了《希望的田野》《湘女潇潇》《本命年》《香魂女》《黑骏马》等多部影片，并荣获金鸡奖、百花奖和多项国际大奖，是中国第四代电影人中最有成就和最有国际影响的导演之一。然而，谢飞却从未想过要拍摄一部宣传父母的影视剧，因为父母从小就教育儿女们要淡泊名利、好好做人，做一个普普通通、平平淡淡的人。
王老儿子谢亚旭：“我二哥被人们称为影视圈里的儒家，圈子里很多人都有绯闻，可他身上却从来没有，我们家兄弟姊妹其他几人也没有任何绯闻，这可能就是得益于父母严格的家教。父母亲这辈子的言传身教，就是想引导我们如何平淡生活，过好普通人的日子。我想父母亲所说的‘好’的概念，就是那句老话，‘平平淡淡才是真’。”
王老常说，活在精神世界的人，最怕没事干。
谢老逝世后，王老曾把所有的孩子召集到身边说，多年来，我一直照顾父亲和你们，从现在开始，我要去做我该做的事情了。以后你们的事情我一概不管，你们的下一代我一个不带。
王老所说的“不管”、“不带”，是希望子孙们个个都能自强自立，不给党和国家添任何麻烦；所说的“我要去做我该做的事”，就是要在有生之年为党、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多做有益的事。在王老心目中，活着就要有用，自己应该做的事，不是为了自己这个“小家”，而是要时刻想到为祖国这个“大家”。
王老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党的事业。离休之后，她逐渐成了一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在她心中，更是时刻把党和国家这个“大家”放在了首位。
1984年以来，王老参与筹备成立了中国文物学会，并担任副会长，促成了《国家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她倡导成立中国长城学会，并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组织拍摄《万里长城》专题片，让世界对中国长城充满向往；她参与筹备成立中国干部教育协会，担任常务副主席；她还积极为创建与发展中国关工委和中国老龄委奔走呼号，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十八大后，王老又开始了她的“绿色长征”，并以发起人身份，成立了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2012年4月22日，在世界地球日这天，王老带领祖孙四代和亲朋好友150多人，在北京西郊种下了100棵松树……
王老一生淡泊名利。当这些她亲自参与发起的组织发展壮大之后，她却悄然选择了淡出，把名利让给别人。
著名电影导演谢飞：“母亲一生爱党爱国，不为名利，着实让儿女们佩服。她虽是一弱女子，但却有很强的‘江山’情怀，她总是能想到国家将会面临而当时又顾不上的问题，既然国家顾不上，那她就先尝试做。但她向来不问自己该得到什么，而是总想自己该为党、为国家做些什么。而做事，她从不图名利，并时时教育子女和后人要为党为国无私奉献。”
王老是个出了名的“热心肠”，愿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人们都亲昵地尊称她为“王妈妈”。她曾与伍修权同志一起，自费跑遍河西走廊，救助西路红军流散人员，探望健在的老战友和房东乡亲；她的书画自成一派，有人向她求字，她总是有求必应。王老几次回到家乡，热心为公益事业捐款达20多万元。
就在这次我们录制采访离开时，身体欠安、行动不便的王老，还坚持起身把我们送到电梯口，并趴在电梯外的窗户上，向我们久久地挥手致意。那感人的场景，至今仍让我们潸然泪下，激动不已。
王老就是这样，无论何时何地，都以自己的言行和大爱，影响和激励着她身边的所有人。
王老还是一个十分乐观的人。过草地时，她的体重仅有50多斤。说起那段经历，王老笑着说，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陷下去了。
长征途中，雪山上的严寒曾冻掉她的一根脚趾；河西走廊的血战，敌人弹片击断了她的小腿；72岁时，一起意外车祸使她脊柱受伤；75岁时，她因患乳腺癌动过大手术……面对这一切，她都十分淡然，心里从没有烦心事，知足常乐是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王老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1978年，即谢老去世7年之后，按照组织要求，王老开始清理谢老留下的手稿、日记。在短短6年里，她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近500万字的《谢觉哉传》《谢觉哉书信集》《谢觉哉日记》《谢觉哉文集》等多部历史文献。在上世纪90年代初，王老还出版了一部诗文集《留在昨天的情思》。
在王老客厅、书房里，挂着多幅她创作的书画作品。我们细细观赏，书法刚劲有力，画卷栩栩如生。这位从没上过学，和谢老结婚时还大字不识几个的农家女，参加革命后、特别是在谢老帮助下，刻苦学习钻研，终于成了能著书立传、能写诗作画的书画家。
其实，王老70多岁时才开始练书画、写诗文，有如此成就，靠的就是她那颗激情四溢又平淡如水的心，靠的就是她无比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力量。
王老亲友说到：“王老是一个活在精神世界的人，她对吃穿住这些物质上的东西看得很开，没有任何要求，但她对精神上的要求却很苛刻。老太太常说，两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还有什么挺不过来的。她心中时刻所想的都是党和国家的事。如果没有这种强大的信念，她现在的身体也不会那么棒。王老一生都在用自己的言行践行共产主义信仰，并激励子女们要把崇高的理想信念，当成自己一生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
“弹指一挥七十年，血染山河马列坚。立新革旧非常业，星火燎原乾坤传。七十年后又进川，心潮难平语万千。”
这是王老2006年为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而作的诗。几十年来，她最喜欢穿的衣服是红军的灰军装、八角帽，最喜欢写的字是“红军万岁”。 她是那样的平凡，又是那样的伟大。她用红色一生和无垠大爱，时刻教育子孙们永远要热爱党、忠于党，永远要跟党走，走出人民的美满幸福，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王老淡泊名利、教子盛严的红色家风，是中华民族传统大家庭的一幅生动剪影。不畏艰辛，崇俭尚廉，修身齐家，大爱无疆，这是王老善于家教和胸怀博大的充分体现，也是中华文明大家庭最优质的基因。这最优质的基因，这不正是我们砥砺前行、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强大动力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