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前，一位广东人来到南充为官，他明察秋毫、平反冤狱，为世代所景仰。人们建衙神祠以供奉，立戒谕碑以纪念，在戏台上一遍又一遍地演绎他的廉政故事。

　　他就是邵晔，一个被列入《宋史》的北宋贤吏。

　　跨越千年时空，我们追寻邵晔，就是要了解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历史故事，感悟他“一心为民、清正廉洁”的精神品格，从而坚定理想信念，努力做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业绩。

一座衙神祠

　　谷雨节气刚过，气温又直转而下，天空中细雨绵绵，黄葛树的叶片随风飘落，蓬安相如故城多了几分凉意。我们一行人撑着伞，在古老与现代之间穿行，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街一巷，都承载着岁月的沧桑，延续着历史的传承。

　　南朝梁武帝萧衍因仰慕“一代辞宗”司马相如，于梁天监六年(公元507年)特在其故乡以“相如”之名为县名，以相如故宅为县治。公元1278年，蓬州州治迁到相如县城(今南充市蓬安县锦屏镇)，相如故城因此成为一座州县同治的古城池。

　　复建的相如县衙，位于整个故城的核心位置，因修建时遵循历史原貌，加上匠人的匠心匠艺，颇具几分古风古韵。相如县衙如今是一个展览馆，陈列着众多文物，从中可以完整而详细地了解相如县的前世今生。我们到访的目的，是要寻找一座已经消失的“衙神祠”。

　　复建的相如县衙。
 

　　衙神祠是什么呢?封建社会的府州县衙内都建有衙神祠，内供奉萧何神像。萧何原是汉朝的开国功臣，其业绩千秋称赞，被后人奉为衙神。人们建祠庙供奉，就是勉励为官者要像萧何那样精通吏职，保境内长治久安、太平无事。

　　在展览馆的一幅清代蓬州城池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衙神祠所在的位置，它位于州署的左前方，文明门一侧。清道光洪运开所撰《蓬州志略》和清光绪方旭所撰《蓬州志》，都在卷首描绘了蓬州城池图，所标注的衙神祠均在同一位置。令人惊奇的是，蓬州的衙神祠供奉的不是衙神萧何，而是曾在蓬州为官的宋代贤吏邵晔，也就是我们此行寻访的主人公。

　　邵晔生于五代十国末期，祖籍京兆(今陕西西安一带)，唐朝末年，其曾祖父邵岳先是带领族人迁至今广西全州，恰逢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将领鲁仁恭攻打连州，邵岳被朝廷任命为国子司业，并主管连州的事务。从此，其家族就在桂阳(今广东连州)安顿下来。其后，邵晔的祖父以及父亲均在广东周边地区出任官职。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邵晔考取进士，被任命为邵阳主簿，正式步入仕途，后调任大理评事，同时出任蓬州录事参军。在蓬州任上，邵晔平反冤狱，留下了一段光耀史册的佳话，这正是蓬州官民将其视为衙神而世代供奉的原因。

一台情景剧

　　邵晔在蓬州为官时，是如何平反一起冤案的呢?通过查阅历史资料，走访蓬安当地文化学者，基本上还原了邵晔处理一起劫盗冤案的前后。

　　当时太子中舍、蓬州知州杨全“性悍率蒙昧”，是个独断专横不明事理的人。一次，州境发生劫盗命案，平民张道丰等三人，被诬告为强盗。杨全不听张道丰等人的呼冤辩解，严刑拷讯，三人被屈打成招，全部判为死刑。

　　按照北宋制度，凡属应处决的刑事命案，均应当层层申报，经刑部批复。按例，上报文书应经邵晔传阅署名。邵晔仔细分析案情，察觉其案审理草率，疑点甚多，当即拒绝签署文书，并希望杨全以人命为重，重新调查核实案情。

　　乖张任性的杨全坚持己见，没有听从邵晔的意见，强行要将张道丰等三人处以死刑，三人哀号不止，不服判决，无奈之下，杨全只得将他们收押监牢。邵晔重新仔细核定案情并派人调查取证，最终真相大白，使真正的强盗落网，张道丰等三人得以无罪释放。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朝廷，杨全因失职而被削官为民，宋太宗专门下诏，告诫普天之下为官者，当引以为戒。邵晔任职期满后，回京述职，受到宋太宗的专门召见。宋太宗对邵晔在该案件中的表现大为赞赏，说“尔能吾活平民，深可嘉也”。在案件还没有明晰的情况下，邵晔没有随波逐流、附和了事，而是认真审查，做到不枉不纵。宋太宗认为这种精神是很值得嘉奖的，赐钱五万，任命邵晔为光禄寺丞，出使广南采访刑狱。

　　邵晔的生平事迹被记录在《宋史》之中，而且特载于《宋史》中的《循吏传》。循吏，古代指奉职守法的官员。《宋史·循吏传》共记载循吏十二位，他们是宋代官吏群体的楷模。古代统治者把政绩卓越、案例典型的循吏写入正史之中，旨在表彰贤吏，树立典范，整肃吏治。

　　一千年过去了，蓬安当地将这段故事改编成情景剧搬上了舞台。相如县衙的公堂之上，一众演员粉墨登场，向南来北往的游客再现“邵参军平冤”的精彩片段，在嬉笑怒骂之间，演绎邵晔“一心为民、公正执法”的高尚情怀。肃穆的公堂，头顶着“明德新民”匾额的“县太爷”端坐在公案之后，“衙役”分列两班，惊堂木一声脆响：“升堂——噢——”

　　情景剧再现“邵参军平冤”的精彩片段。
 

　　诗人臧克家曾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邵晔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是真正为百姓解难之人，因此历史和人民都记住了他。

一块戒谕碑

　　“学而优则仕”，被读书人奉为至理名言。但对于邵晔，学优而入仕，却来得比较晚。

　　邵晔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出仕对他来说并非难事。但是，邵晔却“耻从辟署”，认为那样不光彩，他要通过科考的途径出仕，因为那是社会公认的“正途”出身。他刻苦攻读，终于在35岁那年，凭自己的实力走上了仕宦旅程。

　　就在邵晔考取进士的同一年，宋太宗将从《颁令箴》摘取的十六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颁示天下，这就是《戒石铭》。至南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宋高宗又把黄庭坚书写的这一祖训，颁于各府州县，刻石立于大堂前，俗称“戒谕碑”，告诫官员们永远敬畏百姓。

　　蓬安县衙内展陈的《宋太宗接见邵晔》的画作。
 

　　今天，在相如县衙大堂的一侧，立着一块崭新的石碑，碑上书“太宗皇帝御制”六个大字，碑的正中间题刻着“御制戒石铭”，正是“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自宋以来，蓬州官民都认为戒谕碑与邵晔有关，在复建相如县衙时，文史学者们经过研究论证，认为应该还原蓬州这段历史，因此在大堂前重塑了戒谕碑。其实，两者有无关系，已经不重要了，我们看到的是邵晔在蓬州百姓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永久怀念。

　　这样的怀念不只在蓬州。宋代的广州不但是南方繁荣的城市，而且成为了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当时所有的外来货船只能停泊在海岸边上，每遇风浪，船主和商人们都苦不堪言。邵晔晚年时，出任广州知州，他多方筹款，请来民夫工匠，修筑海堤、疏浚珠江河道，让海船可以直接驶入广州城内，再也不用受海浪之苦。邵晔因操劳过度，不幸遇疾，63岁时病逝在广州任上。

　　广州人民深感邵晔一心为民的品德，立庙四时祭祀，并将其牌位供奉在当时广州的“八贤祠”内。邵晔在蓬州为官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却让蓬州人民怀念了一千年。如今，对于无数走进相如故城追寻先贤的人而言，仅邵晔两个字，就是一种无形的激励。

　　北宋理学家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读书人的宏愿，也是贤吏立身处世的最高境界。早在张载写出“横渠四句”之前，邵晔就为从政者树立了榜样，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铮铮誓言。

　　无论是广州、蓬州，还是其他地方，邵晔的功绩都让老百姓世世代代传颂;无论是八贤祠、衙神祠，还是戒谕碑，都是百姓爱好官的见证。

人物简介

　　邵晔(公元948年至公元1011年)，字日华，北宋桂阳县(今广东连州)人，北宋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中进士，授邵阳主簿，任蓬州录事参军，后授光禄寺丞。累迁至工部员外郎，淮南转运使。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邵晔以右谏议大夫的级别，出任广州知州，组织开凿珠江内濠，使广州成为天然良港。同年，因病逝于广州任所。邵晔为官，奉职守法，勤政为民，其主要生平事迹被录入《宋史·循吏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