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同年(1926年)夏天，闇公(杨闇公)同志又在莲花池省党部召集会议，参加的有十二个部分的代表：师一级的有向时俊师，郭汝栋师，旅一级的有甘德明旅，刘丹武旅，郭勋祺旅，陈兰亭旅，袁品文旅，秦汉三旅，杜伯乾旅，皮光泽旅和我的江防二区司令部。闇公同志主持会议，提出了“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会议开了两天，闇公同志根据各部对革命的态度，让其他六部分的代表先回去，留下我和驻防顺庆的两个旅，驻防泸州的三个旅共六部继续开会。闇公同志在会上正式宣布：准备在顺庆、泸州起义，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同志任总指挥，我任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顺庆秦汉三旅长任第二路司令，杜伯乾旅长任第三路司令，泸州陈兰亭旅长任第四路司令，袁品文旅长任第五路司令，皮光泽旅长任第六路司令。会后各回原防积极准备。当时伯承同志尚未回川。伯承同志到合川来是同年10月份，他对我作的具体部署是：先由我江防二区部队，伪称返防成都，假道顺庆，同二、三两路会合，挟持其师长何光烈就范，在顺庆宣布起义。泸州方面的四、五、六路赓即起义，迅速到顺庆集中，然后以顺庆为根据地，向绥定进击，消灭最顽固的军阀刘存厚。最后实现“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

　　这个计划完全是根据当时形势制定的。因为当时四川军阀，多数都已改换了国民革命军的旗号，表面上总算归顺了革命，只有驻防绥定的刘存厚，还是打着北洋政府给他的川陕边防督办的招牌，驻防泸州的赖心辉，还是打着原四川边防军总司令的招牌，驻防顺庆的何光烈，还是打着原川军第五师的招牌，连旗号都不肯换。而驻防泸州的旅长李章甫绰号“李毛牛”，和驻防顺庆的师长何光烈，对部下都压迫得很厉害，所以他手下的官兵都很恨他，自然就倾向革命。在顺(庆)泸(州)组织起义是合适的。

　　伯承同志还指示我，要抓紧学生队的训练，要筹集一定的经费，要作好战前思想和组织准备工作。至于起义时间，要等准备好了再决定。

　　但是事情并未按照预定计划进行。在一切都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泸州方面的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就把李章甫杀了，于12月1日未经请示报告就宣布起义了。伯承同志得到闇公同志通知，立即赶到合川来找我，这时我也正接到顺庆秦汉三、杜伯乾的明码电报，说他们已将何光烈赶走，于12月3日起义，催我前去会合。这样，伯承同志和我便促率部起程，说是返防成都，直奔顺庆。路上我坐轿子，我要伯承同志也坐轿子，他坚持不坐，始终和部队一道步行。到顺庆后，我们就在果山公园开了一个起义誓师大会。这时闇公同志又派廖宗泽带来一封密信，说是省委已严令泸州起义部队立即向顺庆集中，要我们坚守顺庆，接着罗泽洲的部队就向顺庆进攻来了。我们退入城内，等待泸州的四、五、六路军前来支援。而泸州部队迟迟不来，不得不撤离顺庆，取道蓬安。在蓬安周口渡河之际，几千人只有一只渡船，正在危急时，又从绥定下来一股队伍，听说是林翼如的。我想他不久前才和我在合川谈过一次话，他说过“我们不革命谁革命”的话，这次他来该不会打我们，谁知他却打我们个措手不及，造成很大损失。我部下的一个营长柴崇林，就是在这次战役中牺牲的。我们又向开江引退。有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农民家宿营，卫士给我铺了一张床，我叫人去找总指挥来睡，到处都不见人，最后才发现伯承同志睡在灶房的柴草堆上。行军不坐轿，宿营不睡床，伯承同志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给我深刻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