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农耕经济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但在当时，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据记载，当时南充地区占总人口2%左右的豪绅地主就拥有60%以上的土地，而占80%左右的贫雇农仅有25%至30%的土地，粮食人平仅300多斤，除去各种捐税，每人平均100多斤，农民只得靠糠菜、树皮充饥度日，甚至乞讨为生。“川北山高恶魔多，整得穷人揭不开锅，吃的是猪狗食，睡的是乱草窝”的民谣是对当时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民国初期，四川军阀实行所谓防区制。大小军阀占据数县至数十县作为防区，当时，党、政、军、民、财等一切大权都集于驻防军阀手中，俨然独立王国。1926年到1932年，南充战火不断，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农民除负担沉重的田赋以外，还有什么剿赤捐、子弹捐、被棉捐、壮丁费、马路费、慰劳费、特别费，连乞丐也要交“花子捐”，烤火要收“火笼捐”，煮饭要加收“搭钩捐”等等，有时一年三征增加到十四征，而且乡、保、甲长还要层层加码。不少农民因无法缴纳捐税、押金，在青黄不接的季节，迫于逼债吊打，只有向高利贷者借贷。此外，抓壮丁，兵匪勾结，连年不断的灾荒、瘟疫，使那时的南充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后，立即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西北军区政治部的名义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布告》。1933年2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又颁布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布告》。随着仪南、营渠战役的胜利，仪陇、阆中、营山、南部、蓬安等地相继得到解放，各地迅速建立起各级苏维埃政权，同时成立土地分配委员会，广泛宣传土地革命的政策法规，土地革命运动在南充苏区蓬勃开展起来。各地苏维埃组织发动群众召开诉苦会、斗争会，通过诉苦和群众的检举、揭发，然后进行调查核实，打击和镇压了那些罪大恶极和民愤极大的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努力！努力向前进！向前进，杀死那不平等人。不平等，杀干净，好把土地分，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受苦人；咱穷人，被解放，不要忘本，打白匪，打东洋，勇敢先行；建立苏维埃，穷人翻了身，努力创造新世界，天下享太平。”当时，南充各地流传着一首歌谣，简明地唱出了打土豪的目的、意义和方法。

打土豪的斗争提高了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为土地革命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条件。但部分地区，人民群众仍害怕遭打击报复、反攻倒算，不少贫苦农民有“听天由命”的思想。逃过嘉陵江西岸的豪绅伺机恐吓群众，说“红军驻不长久”，“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谁分了我们的田，得了我们的财，等国民党打回来再算账”。针对敌人的恐吓和破坏活动，红军和苏区干部深入群众中访贫问苦，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是为穷人办事的，在乡村到处张贴《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粮食、肃反问题的布告》。通过启发教育，使群众迅速觉悟起来，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南部县楠木第8区苏维埃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逮捕了土豪朱尚武、马天池、杨森德、张灵轩等，召开群众斗敌大会，镇压了恶霸龚作元、盐霸王国元、封建会道门坛主杨六宾。柴井乡苏维埃政府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搜捕了逃亡地主、“扇子队”骨干张志美。三清乡抓住逃亡地主何玉堂。五灵乡挖出了长期隐匿的大地主杜正清，以及给杜正清通风报信，混入乡苏维埃当干部的张天寿。苏区的各级苏维埃政府根据群众揭发的土豪劣绅的罪恶行径，坚决、及时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为顺利进行分田分地铺平了道路。消息一经传开，土豪劣绅们惊恐万状，纷纷潜逃。仪陇县许多地方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军阀跑，团防跑，富绅跑，跑跑跑，看着跑垮‘刮民党’；工人来，农民来，士兵来，来来来，共同来建苏维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