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朱德同志尽管身处险境，却大义凛然，坚定地说，党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裂，红军行动应按党中央的决定执行。
　　
　　1935年8月，毛儿盖会议后，按中央决定，红军编为左右两路军：党中央率领由一、三军团改名的一、三军和四军、三十军组成的右路军向班佑前进；朱德和张国焘率由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军及由九军团改名的三十二军组成的左路军向阿坝前进。
　　
　　朱德在左路军中直接同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前卫第五军已进抵墨洼附近，准备按中央原计划渡过噶曲河东进，会合右路军，共同北上。可是，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渡河，强令五军返回阿坝。
　　
　　朱德为了弄明真实情况，亲自赶到噶曲河边，探测水势。证实河水虽然稍有上涨，但水深不过腰际，部队完全可以徙涉。朱德回来后，多次要张国焘同意部队渡河，可张国焘就是按兵不动。不久，张国焘变本加厉，要朱德与他联名发报令右路军南下，遭到朱德严词拒绝。当张国焘顽固坚持错误，党中央被迫单独率领一、三军北上，原右路军中的四、三十军掉头南下后，张国焘更加肆无忌惮地演出了一出出分裂闹剧。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进入了一个异常艰苦、激烈的阶段。好在有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有力配合。
　　
　　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会议，公开污蔑中央“不顾中国革命的利益”，“分裂逃跑”，破坏红军团结。朱德临难不苟，凛然说道：“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我不能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坚决拥护党中央作出北上抗日决定的。”说到这里，朱德鄙弃地看了看左边的张国焘，继续侃侃而谈：“要我反对毛泽东，我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人家都叫我们是‘朱毛’，我朱怎能反对毛？”
　　
　　10月5日，张国焘又在松岗地区的卓木碉召开高干会议，正式打出分裂旗号，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中央”，自封“中央主席”，并宣布朱德为“中央委员”。
　　
　　“你这种做法我反对。大敌当前，要讲团结；我们不能让蒋介石看笑话。”朱德斩钉截铁地说，“我是总司令，不能反对中央，不能当你封的这个‘委员’、那个‘委员’。你要搞，我不赞成。”
　　
　　由于朱德总司令的地位和在全军的崇高威望，使张国焘在这理直气壮的声明面前下不了台，但又无可奈何。于是，张国焘变换着手法，从精神上折磨、生活上摧残朱德。朱德为了维护全党、全军团结这个大局，为了贯彻北上这一正确战略方针，他对张国焘的种种卑劣行径并不放在心上，仍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因时因势、仁至义尽地坚持做张国焘的工作。
　　
　　1935年冬天，红军总部驻在天全。这时，百丈战役的挫折和失败，使得张国焘不得不停止红军的南下行动。与此同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从莫斯科回到陕北，带来共产国际的指示。他电告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不承认他自立的“中央”。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意见，不能不对张国焘有很大的约束作用，这使朱德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取得主动地位。
　　
　　朱德抓住这一转机，于1936年2月初与徐向前一同要求张国焘放弃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建议部队撤离川西地区，转移到康定、炉霍、道孚一带休整，然后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2月中旬，党中央来电提出南下红军北上陕甘、就地发展和南下转移三个战略方案，并指出北上陕甘方案是上策。南下失败后有点骑虎难下的张国焘，只好同意了这一意见。于是，朱德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5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在红四方面军派部队策应下，分左、右两路进入康南。张国焘眼看红二、六军团即将到来，加以党中央允诺以协商方式解决他的问题，在自己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和领导全军寻找一条出路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在6月6日宣布取消其另立的“中央”，成立西北局。朱德回忆说，张国焘是“自动把那一块‘中央’的牌子摘下来”的。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活动以失败而告终。
　　
　　1936年10月9日，朱德和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率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与党中央派来的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师。10月22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东北部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接应部队第二师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完成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迎来中国革命新的历史时期。
　　
　　纵观这段历史，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不仅具有原则性、坚定性，而且具有灵活性、策略性，堪称党内斗争的典范。为此，毛泽东称赞朱德“斗得有理、有利、有节，临大节而不辱，真是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