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1906年05月31日—1978年08月03日），汉族，四川省南充市舞凤乡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将之一。他参加过长征，在抗日战争时期主持过抗日大学的工作，建国后曾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共和国的副总理，文革时期受林彪等人诬陷遭批判，1977年被平反，次年去德国治病不幸逝世。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
1.“三不”原则
第一是不居功。公安部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每次总结工作，罗瑞卿总是把成绩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归功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归功于全体公安干警的努力，“这些成绩，在座同志都有份”。他从不宣扬，也不允许别人宣扬他的功劳。恰恰相反，他总是强调自我批评，每次会议报告，在讲了成绩之后，必然要讲工作中还有那些缺点错误。他认为，只讲成绩不讲缺点错误的报告，不是好报告。每次开会，他都要反复征求到会同志的批评意见。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时，他还发动到会代表给公安部提意见。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论述我国肃反工作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全文不到一万字，自我批评部分占了一千二百多字，我们曾建议可否压缩一些，他却说检查缺点错误，一个字也不能少。
1959年9月，罗瑞卿调到中央军委工作，不做公安部长了。他原来为纪念建国10周年而组织起草的一篇文章《十年来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已经写好，准备发表。他认真审阅了这篇稿子，精心做了修改，但是不同意署他的名字，他说他已不是公安部长了。而且他认为十年公安工作，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他提议由别的同志署名，或用公安部署名。公安部党组同志经商议，认为还是该署他的名，他仍然不肯。后来党组的同志们说，这10年是你当公安部长时期，署名表示你对这十年公安工作负责嘛！他才同意署自己的名字。
第二是不重官衔。罗瑞卿任公安部长时，还同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不久任副主任），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被授予大将军衔，等等。他只是做事，到处奔走，从不注重这些官衔。他认为自己是公安部长，公安部的同志都叫他“罗部长”。后来，他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大家一下改不了口，还是叫他“罗部长”，很少有人称他“罗副总理”，他从不在意。他说，一个人的官衔有时有变化，但是只要基本职务没有变，称呼就不要随便改。你们一会儿喊我罗副总理，一会儿喊我罗大将，把我弄糊涂了。还是叫“部长”吧，又熟悉又亲切，不是更好吗！
第三是不计待遇。罗瑞卿任公安部长，享受国务院部长级待遇。他的孩子多，每天一大家人吃饭，生活上是紧张一些。他同时又是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又是大将，按部队规定的待遇要高于国务院的行政待遇。有同志几次建议把他的工资关系转到军队，享受军队待遇，他一家的生活就比较宽余了。这的建议虽然是合理又合法的，但都被他拒绝了。他说，同在公安部，我不能搞特殊。1959年4月，罗瑞卿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当时副总理的行政级别一般是行政三级，而罗瑞卿在50年代定级时为行政四级。于是有同志提出，罗瑞卿应调为三级，罗瑞卿坚决反对。直到他逝世一直是行政四级。
罗瑞卿纪念馆
2.嫉“腐”如仇
人的眼睛里容不了一粒灰尘，罗瑞卿胸中容不下一点腐败。他嫉腐如仇，毫不手软。
1952年“三反”运动，公安部揭发出行政处长宋德贵有严重贪污浪费行为。经过专案审查，证据确凿，经法庭审理，判处死刑。正当公审大会前夕，有人电话反映宋德贵在红军东征时作战有功，负过伤，意思是在审判中是否注意到这个情节。工作人员不敢怠慢，立即向罗瑞卿反映。罗听说后，脸色变得十分严厉。立即召集公安部党组同志开会，说枪决宋德贵，是党组集体讨论决定，并经法院审判定案的。现在有人动摇，说宋德贵东征有功，负过伤，他的功再大，比得过刘青山和张子善吗？党组同志同意罗的意见，决心已下，不应动摇。
“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罗瑞卿得悉当时的中南公安部部长有严重腐败行为，便亲自到武汉了解情况。这位部长是公安保卫战线的老将，长期担任解放区和建国后中南地区公安机关的负责人，是罗瑞卿的老部下，平时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进入武汉大城市以后，喜欢跳舞玩乐，搞小金库，公费吃喝，乱搞男女关系。罗瑞卿听了中南局负责人的介绍，深感问题严重。同中南局一致决定，对他严肃处理，撤职，给予党纪处分。有领导觉得他虽然错误严重，但有检讨，处理拟可以从宽。但是罗瑞卿却认为在进城之前，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要戒骄戒躁，艰苦朴素，尤其要警惕敌人的糖衣炮弹袭击。他身为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不仅没有带个好头，反而带了腐败的头，必须从严处理，不能姑息。罗瑞卿再一次表现了嫉“腐”如仇的精神。由于情节不同，罗支持中南局对他既作出撤职的严厉处分，也给他以适当出路，帮助他改正错误，重新做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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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号入座夹着尾巴做人
罗瑞卿在红军和解放军中，有很高威望。到了公安部，领导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又取得很大成绩。特别是在中央、毛泽东领导下，发动了伟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成绩。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声望更高了。罗瑞卿在成绩面前十分警惕，再三告诫自己，告诫公安干警，千万不能骄傲，要警惕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两句话，是从《后汉书•黄琼传》上引来的。他读了《黄琼传》后，觉得很好，又介绍公安系统的高级干部学习。《黄琼传》上说：“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经常提醒自己并告诫别人，要对号入座，不要抢先。要夹着尾巴做人，不要翘尾巴。有些人有了成绩就骄傲自大，尾巴翘到天上，是一定要摔跤的。
1953年，全国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为了总结运动的经验，规划下一步的公安工作，罗瑞卿亲自到东北三省进行考察。第一站先到大连，听了大连市公安局领导同志汇报，感到满意，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大家都很高兴。正在离开时，罗瑞卿发现会议室内墙上挂着几幅领导语录，在毛主席语录旁边有罗瑞卿关于公安工作的一条语录，大家当时并没有在意，而罗瑞卿突然脸色大变，觉得很不舒服，就对大连市公安局长说：“我的语录不能与领袖语录挂在一起，我不是数次说过要对号入座吗？请你们把我的这条立即撤下来。局长也是个老资格，一下子还不理解罗瑞卿对这件事看得这样重，就笑嘻嘻地说，我们是公安机关，在机关内部会议室挂公安部长关于公安工作的一条语录，算不得不对号入座吧。罗瑞卿生气了，临走时命令我们告诉局长，必须立即取下来。回到招待所，他仍然耿耿于怀，晚上亲自给局长写信，说明道理。第二天早饭后，就要我亲自去市公安局把信交给局长，一定要去会议室看看，是否把他的那条语录取下来了。我到了公安局，局长看了信，不禁感叹地说：“罗部长这种谦虚谨慎的精神，我是真的相信了。他昨天走后，我已经将那条语录取下来了，请他放心。我去会议室一看，确实如此，回来即向罗瑞卿作了汇报。我说这件事何必搞得这么紧张，局长们都下不了台。罗瑞卿说，我就是要他们紧张一下，不然，他们会不当作一回事，以为我不过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我就是要他们懂得，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是一点不能随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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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罗瑞卿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态度从来使很严肃的。1952年1月21日，罗瑞卿在东北公安部一份报告上亲笔批示：“以后各地报告，只准提中央、毛主席，不准提罗部长，尤其要把罗部长与中央或毛主席放一起，更是严重错误。这个报告就是典型。别的地方似乎也有，请你们严重加以注意，哪里有了，就向那里提出要他们纠正。这个报告的错误也要发电报或打电话批评并要他们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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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罗瑞卿考察东南、华南几省的公安基层工作。从浙江杭州乘汽车沿公路经绍兴、宁波、温州，到福建的福安、福州、厦门、漳州，到广东的汕头、潮州、惠阳，最后抵达广州。从杭州出发时，省公安厅要派警卫车开道，被罗瑞卿拒绝了。他说，我是到各县基层考察，警车开道，把老百姓都吓跑了，还搞什么调查呀？结果是浙江省公安厅派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公安厅长坐在司机旁边，罗瑞卿坐在后排，一路上边走边谈。到了浙江与福建交界处，浙江公安厅长带车回去，他上了福建公安厅的小车，还是厅长坐在司机旁边，他坐在后座。中午，走到那里，就在路边摊子上吃饭。可是车到福建、广东两省交界处时，正逢毛主席到广州，公安厅长们忙于警卫，罗不让他们来接，而让送的车直接开到广州。到达广州天已经黑了，司机不认识路，找不到要去的省厅招待所。转了一大圈，最后找到派出所的同志领路才找到了。但罗瑞卿却一点儿也不在乎，说是不要警车开道更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