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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澜:从“川北圣人”到共和国副主席
来源:今日头条        发布时间:2018-12-10 10:4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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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国大典上,站在毛泽东身后,身穿长衫、银髯飘拂的老者,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张澜。同时他又以“民盟”主席的身份,欣喜地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上,站立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

 

  敢于抗上,被誉为“川北圣人”

 

  张澜,字表方,四川南充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完成学业后回到家乡南充县顺庆府官立中学堂任教,被任命为教务长。后来成为人民军队总司令的朱德就是张澜这一时期的学生。

 

  在赵尔丰任四川总督时,四川人民组织了保路运动。川汉铁路原是由清光绪皇帝御批民办,铁路公司股金是由四川全省田赋附加税筹集的,四川老百姓都是名义股东。1911年,清政府将川汉铁路路权收归国有,转而以路权作抵押,向英、美、德、法和日本等国借款,来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对此,四川人民不同意。五月,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股东大会,各县都派代表参加,张澜被推为南充县代表。会后,全省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成都市民罢市,学生罢课游行,声势浩大。

 

  赵尔丰为镇压这一运动,假意把张澜等九位代表“请”到督署内,等他们刚一进花厅,伏兵便冲出将他们拿下。当其他代表惊恐万状时,只有张澜无畏地与赵尔丰当面抗辩说川民保路有理,气得这个总督大叫“张澜太横强!”随后,九位代表被关押。

 

  代表们被捕后,成都市民围住总督衙门,要求释放代表。赵尔丰竟下令清兵向民众开枪,死伤40余人。惨案发生后,保路同志军、学生军、以及部分反正的新军约十万人,将成都团团围住。清政府急命湖北的新军,兼程进川镇压,这就造成了武汉的防务空虚,给革命党在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辛亥革命爆发后,赵尔丰见大势已去,不得不释放被捕代表。

 

  民国成立后,张澜被选为国会议员。袁世凯当了皇帝后,解散了国会。蔡锷举兵讨袁时,张澜宣布川北独立。时任四川督军兼省长的蔡锷任命张澜为嘉陵道道尹。他到任后,努力收编安置散兵游勇;采取有力措施,肃清盗匪,惩治贪污;并严禁鸦片,整饬社会风纪。经过大力整顿,川北很快便形成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奋,道不拾遗,风化肃然”的风气。张澜因此更受人民尊敬,被称为“川北圣人”。

 

  不久,张澜又由嘉陵道道尹升任四川省省长。在他主政期间,家贫如故。夫人、老母及其他亲人,仍在家乡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其四弟曾请求在他的政府机关中谋一低职,遭断然拒绝,他谆谆相劝道:“我不能任用亲人,你在家中务农并奉养老母亲最好。”

 

  1920年,在担任四川省长一职位期间,一次奉命前往北京,身边只有两个随从。走到兵荒马乱的秦岭,前面来了当地有名的土匪王三村。他见了张澜就下马说,张省长,我们护送你过去。张澜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王三村说,因为你是为老百姓的省长啊!

 

  当时,南充军阀石青阳欲倒张澜,曾派人乔装暗访其家,但见“环堵萧然,一屋空空,家人庵居素食,无可窃物。”暗访者以实相告,石叹曰“川北圣人之誉,名不虚传也。”其高风亮节,连政敌亦无不钦然。

 

  1933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时,蒋介石借“追剿”之名派中央军三路入川。待红军北上后,仍然赖着不走,并控制省政,这使四川军阀刘湘十分不安。早年,刘湘当副营长时曾得张澜提携才发迹,此时他便向老恩师讨教对付蒋之办法。张澜说蒋介石既想消灭红军,又想铲除川军,要他同红军和其他地方实力派联络抗蒋。刘湘接受劝说,拿出白银20万两接济陕北苏区,并沟通桂系,一起与刚打过仗的红军化敌为友,并于1936年在广西达成了三方秘密的反蒋抗日协定。

 

  抗战初期,张澜回到南充创办建华中学。他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坚持用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当时,国统区学校的学生,一听到蒋委员长,就要起立或立正,这是国民党党化教育、奴化教育的体现。张澜对此十分反感。他说:“今后你们听此不要立正,随便坐着听就是了,现在是国家利益、民族存亡至上,这种立正行为是搞个人权威至上……”对他这种爱国民主办学方针,国民党地方当局很不满意。

 

  当时,学校经费困难,这个消息被孔祥熙知道了,就托人向张澜表示,愿资助10万元。张澜立即婉言谢绝。客人走后,他的女儿张继延说:“孔祥熙有的是钱,与其拿给他的二小姐乱花,不如让他拿点钱给学校造福。”张澜沉颜正色地说:“我咋能拿这种人的钱呢?我要他的钱,就封住了我的嘴,决不能因小恩小惠就失掉了自己的立场。”

 

  1940年夏,南充的国民党机关逮捕了中共南充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彭宏岩,受到牵连的建华中学3名女学生也被抓走,由专员陈开泗亲自审问。审了一天,一无所获。陈开泗搜查了3名女学生的书信、日记,偶然发现女生肖淑荃在日记中有几句进步言论,如获至宝,厉声问道:“肖淑荃,你老实交待,建华中学共产党的支部书记是谁?”肖淑荃机智而迅速地答道:“是陈开泗。”审讯室满屋的人哄堂大笑。陈开泗十分恼怒,连呼“退堂!退堂!”

 

  张澜得知学生被捕之事,第二天到专署要人,质问陈开泗道:“蒋委员长对共产党是什么政策,是国共合作,还是反共防共?”陈开泗狡辩地说:“是合作防共。”张澜当即骂道:“既然要合作,你到处抓他们,这有合作的诚意吗?再说,你抓我的学生,说他们是共产党,也没证据,请你把人放了吧!”陈开泗无奈,只得放人。

 

  张澜:从“川北圣人”到共和国副主席

 

  国共谈判,站在共产党一边

 

  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张澜亲自到机场迎接。而当年蒋介石入川时,陈立夫曾屡次动员张澜前去迎接,他都没去。

 

  在重庆,张澜借住在朋友鲜英的住宅——特园,这里是民主人士在重庆聚会和议事之地,董必武赐名“民主之家”,冯玉祥手书题匾。8月30日上午和蒋介石会晤后,毛泽东下午登门拜访张澜。

 

  毛泽东到了特园以后,从楼梯底下开始和雇工一一握手问好,那些工人里面还有刚刚烧完火的,手脏得很,张澜当时就愣了。事后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也是贫寒出身,高高在上几十年,染了一身士大夫气。”毛泽东这样平等对待家里的雇工,他感慨万分,当时就对毛泽东非常崇敬。

 

  毛泽东走后,张澜对在场所有人说:“得天下者毛泽东。”张澜一向谨言慎行,可是这次却断然做出了结论。

 

  张澜建议把国共双方关起门已经谈拢的内容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事后不认账。毛泽东一听,称赞他是名不虚传的“川北圣人”,“表老真是老成谋国啊”。当日晚,张澜就写好了公开信,这就是9月18日重庆报刊上发表的《致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

 

  在重庆谈判期间,民盟为第三方势力。共产党为争取民盟站在自己一边,毛泽东多次找张澜谈话,几次长谈后,张澜完全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在召开旧政协会议前,周恩来与张澜商定,中共与民盟在重大问题上,事先交换意见,一致行动。当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准备单方面召开伪国民大会时,张澜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拒绝参加伪国大。

 

  1947年3月,国民党驱逐中共和谈代表,同年10月又宣布民盟为“非法”,勒令自行解散,否则便行逮捕。民盟的解散,对全国产生了消极影响,张澜对此曾沉痛地解释:“杀头我是不怕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国统区全体盟员的身家性命。”许多民盟负责人避往香港后,国民党当局称张澜“勾结中共,投靠苏俄”,下令“不任其逃出国境”,这反使他更坚信第三条道路走不通,跟随共产党才有希望。张澜此时年近八十,重病缠身,国民党却把秘密参加民盟的西南实力派龙云、刘文辉捐来的大批经费全部转移,以致其无钱就医。上海虹桥疗养院仰慕张澜之名,收他免费入院。而国民党男女特务则化装为医护人员轮班去监视。

 

  国民党政府在崩溃前,蒋介石的亲信张群来求他在国共双方之间做调解,张澜明确地说:“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我站在共产党这一边,不再做调解人了。”因为这次拒绝,蒋介石想杀害张澜,但又考虑到其他原因,蒋介石给特务下令先不要动手。

 

  1949年3月5日,民盟总部迁至北平,3月6日致函张澜:“本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已于5日在北平宣告成立,盼早日来平,参加领导。”接着,进驻北平的毛泽东又邀张澜等赴京参会。

 

  上海警察局长、特务头子毛森害怕张澜、罗隆基北上,5月10日下令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副队长阎锦文前往疗养院抓捕他们。疗养院的郑定竹副院长说:“不能带走,因为他已经病得很重了,走了就会死,我愿意以身家性命担保张澜不会逃走。”经请示后,改为拘留院内,把张澜、罗隆基住的地方划为禁区,荷枪实弹的士兵不分昼夜轮班警戒。

 

  5月26日下午,毛森命令阎锦文晚21时以前将张澜、罗隆基押解到黄浦江上的一艘轮船上,这是国民党撤离上海去台湾的最后一艘船。阎锦文来到张澜房间吼叫着要带人走时,张澜坚决表示宁死也不去台湾,要枪毙就在这里枪毙吧!阎锦文只得告诉罗隆基他是受杨虎委托来救他们的。罗隆基问道:“有什么凭据让我相信你是杨先生派来救我们的?”阎锦文拿不出证据,急得手足无措。双方正不知如何是好,罗隆基忽然想起杨虎的太太,便立即与其通话,得到确认后张澜才放心。

 

  杨虎当时任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想投向新政府,希望戴罪立功。上海解放前夕,周恩来通过地下党转告杨虎,要他设法营救张澜等人,而负责看守的阎锦文又正好是他亲信,因此张澜和罗隆基才被救出。

 

  艰苦朴素,深受毛泽东关怀

 

  张澜到北京后,毛泽东亲临住所请他出任国家副主席,张澜以年老推辞,毛泽东却说:“你有德嘛,无论如何请你出来。”新中国首任的六位副主席中有三位是党外人士,民盟主席张澜便是其中之一。开国大典前,按照周恩来的亲自指示,有关方面拨了一笔服装费,希望张澜先生能一身簇新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张澜婉言谢绝说:“国家的钱,即人民的钱,我怎么可以用来做了长袍穿在自己身上?”他自己出钱,赶制了一件布长衫。毛主席看到他穿的长衫笑道:“表老,你太俭朴了。”随后,他吩咐人也给张澜送去一身呢制中山装和大衣。张澜却始终放在箱子里,去世后家人还给了国家。其女在东北学习毕业后,想利用父亲身为副主席的关系调到北京,也受到其严厉批评。

 

  被选为新中国国家副主席后的张澜,为了工作需要,不得不将夫人及儿女从四川迁到北京。当时国家给他分配了一套规格很高的大四合院,可是张澜拒绝了,在他看来,那些院子委实太大了,房屋也委实太好了。后来,他亲自选择,终于合家团聚在一处小小的旧陋的宅院里。他的小脚夫人刘慧征亲自劳作,种了一些家常蔬菜。张澜的女儿张茂延在文章中回忆说:“父亲在解放前,没有带回来足够养家的钱,母亲一直习惯于起早贪黑地劳动来补贴家用。”张澜晚年时作《四勉·一戒》:“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这是其一生的立德准则。

 

  张澜担任国家副主席后,工作繁忙,每天早上8点钟去中南海上班,经常要到晚上9点或10点钟才回家休息。日子一久,毛泽东发现张澜年老多病,身体虚弱,劝他不要天天上班,在家多休息。外国元首和国庆观礼代表团送给毛泽东的中药和滋补药品,毛泽东都派人送给张澜。有一次,毛泽东将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送给他的6支100多年生的野人参分送了两支给张澜(张澜逝世后,这两支人参由他女儿张茂延捐赠给了四川省中药研究所标本室)。毛泽东还抽调他的卫士小高来作张澜的警卫员,并吩咐把六国饭店的炊事班长老宋调到张澜家作炊事员。

 

  中国政府在决定抗美援朝前,张澜曾提议,中国刚结束多年战乱,应该休养生息,不要介入外战。可是当时在苏联的压力下,中国只能出兵,后来朱德来给张澜做工作,动员他要服从大局。张澜就说,要是中央定了,那我就带领民盟坚决抗美援朝。张澜从那时起就不吃肉了,所有攒下来的钱都用来买捐飞机大炮。

 

  张澜对解放后的土改工作曾提出过不少建议,他认为,东北“土改”的经验不一定适用于全国,因为那时全国没有解放,过火可以理解。现在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这么强大,是不是不杀、少杀?能不划成地主就不划成地主。当时他在会上讲这个话,有人当场就站起来,喊“打倒地主阶级!”毛泽东、周恩来马上就制止了那些人,并让张澜出去休息。后来中央人民政府给他回了一封信,告诉他,政府接受了他的一些意见。

 

  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与梁漱溟发生了争执,毛泽东当面斥梁漱溟“反动透顶”,在场的张澜神情庄默,未发一言。若在以前张澜是会站起来当面提意见的,但当时由于气氛紧张他没说。第二天,他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历数梁漱溟的贡献,坦言为梁申辩:“反动透顶,一贯反动,其言重矣,其论失公正矣。”他希望毛泽东网开一面,保留他政协常委的待遇。毛泽东接受了张澜的建议。

 

  1955年2月9日,张澜因病逝世,终年84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李济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组成治丧委员会。毛泽东亲自到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的张澜灵荫守灵一小时,并向张澜的夫人刘慧征及其子女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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