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出自《荀子·荣辱》：“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意思是，把道义放在利益之前的人会得到荣耀，把利益放在道义之前的人则会蒙受耻辱。

　　荀子是战国晚期思想家、哲学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他批判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与孔孟相比，荀子思想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评价：“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自古以来，道德高尚的人都把“义”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义”的起源十分悠久，甲骨文和金文中已有大量的“义”“宜”两字，《礼记·中庸》解释为“义者，宜也”，即义是人们应当承担的责任，其所考量的是行为的正当性。义利观是儒家对义与利概念及其关系的核心观念，被视为儒学重要议题。《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即明确把义作为君子立身之本。在《论语·阳货》中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孔子把义放在第一位，“勇”是见“义”而为之，要有道义、正义的支持。

　　崇义轻利、以义抑利，这种义利观在传统文化中可以说是一以贯之。除了荀子在《荣辱》中提到的“先义而后利”，《孟子·告子上》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汉代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宋代程颢称“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程颐主张“唯看义当为不当为”……

　　翻阅史册，重义不仅是记载在典籍中的道德标准，也是见诸无数仁人志士的壮烈实践。1278年冬天，文天祥被元军所俘，元军统帅张弘范待之以礼，希望文天祥能去劝降南宋的大臣张世杰。文天祥面对送来的纸笔，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被押往元大都，度过了三年多的牢狱生活。三年里，元世祖忽必烈欣赏他的忠义气节，几次三番派人来招抚，写下“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的文天祥始终不为所动。临刑前他神色自若，毫不畏惧，在衣带上留下绝笔：“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古往今来，这样的英雄气概不胜枚举，这些仁人志士的事迹彰显了他们在面临生死抉择时坚守道义、勇于担当的高尚品质。先贤用生死书写的大义，深深积淀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中。他们的精神永载史册，激励着人们不断追求真理、正义和光明。(作者：刘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