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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清明节的第一天下午，在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之后，我和妻子、女儿一家三口驱车回到老家—南部县伏虎镇。母亲就住在那儿，暂由我的大嫂照顾。
这次回家，我主要目的是看一下母亲，看她是否一切安好；再次是到逝去的亲人的坟头挂一下清明，表达一下我对他们哀思和怀念。
母亲尚好，83岁的老人仍能走路、爬楼、说笑，就是因为长时间在外面活动，脸上晒得黑了些，略有些瘦。牙齿也只剩下了两颗，已经松动，不能吃较硬的食物。而父亲，离开我们快有两个年头了。
当晚，妻子和女儿去了女儿外婆家。女儿喜欢农村的一切，鸡、鸭、牛、猪、猫、狗，一切动物都特别令她感兴趣，还有散发出泥土清香的土地，满眼嫩绿的麦苗，翩翩飞舞的彩蝶。而我，决定留在伏虎，陪母亲说说话，摆摆“龙门阵”。在姐姐家，我和母亲吃了晚饭，边看电视边说话。婆媳关系是古老中国最不好处理的关系之一。大哥不在家，我担心母亲和大嫂又闹矛盾。母亲连连说，大嫂今年性格改多了，她们相处的还好。
父亲是2013年10月30日晚突然发病的，当时就不能说话，陷入昏迷，身体也不能站立。母亲非常惊慌，急忙招呼邻居喊来亲友，将父亲急送到南部县中仁医院治疗。我是第二天一早赶到南部县城的。因为觉得民办医院的医疗技术和设备可能不及公立医院好，在通过电话和哥姐商量后，我们把父亲转到了南部县人民医院。经过医生检查，父亲被诊断为脑梗，需住院治疗。远在宁波务工的两个哥哥得知父亲的病情后也急忙往回赶。
在南部县医院治疗期间，我们三兄弟轮流照顾父亲。给他买饭端汤倒水、叫医拿药、洗脸擦身、搀扶着大小便。老实说，平时看到别家的病人感觉挺脏的，但是，侍候生病的父亲，我们都没有觉得脏、觉得累，都争着抢着干，这或许就是血缘关系和亲情的力量吧。我因为还要上班，就只能在每周五下午回南部，每周一回南充，其余时间由两个哥哥照管。经过了二十余天的治疗，父亲的病情稳定了一些，能和我们说话，也或多或少可以吃一些流食或煮得很软的饭，主治医生就建议我们搬回家慢慢调养。
在伏虎镇二哥家中调养了十几天时间，我们感觉到父亲的病情没有多少好转，几弟兄商量着又把父亲送回了县人民医院治疗，就这样一直到2014年春节前夕。或许是叶落归根的想法，也或许是春节团聚的愿望，父亲也急着要回伏虎。在找主治医生给父亲开了些必需的药物后，我们把父亲搬回伏虎照顾。
在二哥自建的住房里，我们几弟兄依旧轮流照顾父亲。见城里老人走路背个“随身听”，边走边听音乐，我也给父亲买了一个，乘回家时拿给了他，给他放他爱听的戏剧。父亲越来越没有胃口，身体变得更加虚弱。我们找到伏虎镇中心医院的医生给父亲开了一副开胃的中药，熬好了端给他，可他无论说什么也不喝。见此情景，我拿起药勺喝了两口，对父亲说，“不怎么苦呢，喝嘛。”父亲见我为他尝药，会心的笑了，勉强着喝了几药勺。
过了几天，父亲出现了尿不出来的症状，憋得他很难受，我们又急忙从伏虎镇中心医院找来熟悉的护士，为他导尿。经过了这几次折腾，我们几弟兄觉得还是住在医院放心些。征求父亲意见，他坚持不去县医院了，于是我们就近把他送到了伏虎镇中心医院。
在医院里，父亲每天都要输营养液，吃药。后来他出现了大便变黑的情况。医生说，这是内部脏器出血的反应，治疗这种病情，一是靠止血，二是靠输血。于是我们“两条腿走路”，一边在医院里找医生开药治疗，另一边由我找在县卫生局工作的高中同学帮忙，在南部县血站拿一些血液，总共拿了两次，输了一千多毫升。
在伏虎镇中心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我依然是每周五下午回家，星期天回南充（有时遇到父亲病危的情况，就会向单位请假提前赶回）。每次回家，我都会从南充给父亲带一些馄饨、大枣糕等他喜欢吃的食物。临走时，我都会打一些热水，为父亲擦擦脸、擦擦手；用我的手握住父亲的手，用我的脸贴一贴父亲的脸。因为我知道，我可能赶不上父亲远行的时候。父亲没有说什么，但我看得出，他浑浊的目光中满含着不舍。父亲也特别想念我，我走后几天，总要问大哥二哥我是不是要回来了。在我从南充返回推开病房门的那一霎那，我总会看见父亲开心的微笑。姐姐也趁着在医院照顾父亲的机会，打了一盆热水，给父亲洗了一次脚，因为她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在父亲面前尽孝—她要赶去宁波一个民办学校上课。
在伏虎镇中心医院治疗期间，父亲的病情依旧不见好转。据医院年龄较大经验丰富的医生说，父亲可能还患有消化道方面的重病。我们又问在其他医院工作的同学，又说像父亲这样大的年龄根本没法做全面的检查，只能保守治疗。这个消息立刻又让我们灰了心。
再后来，父亲的身体变得极度虚弱，甚至出现了幻觉。那一天，我们几弟兄都在场，父亲忽然变得紧张起来，自言自语地说：“洪刚和永先来抓他了”，他所说的两个人都是我们村先前已经去世的，并要我拉紧他的手。他说话已变得含混不清，我们几弟兄听了很久才听明白父亲的意思。我想那时，父亲心里一定充满着恐惧。可对于此，我们毫无办法，只能是站在他身边，使劲拉着他的手，让他感觉到他的亲人就在他身边，从而增添一些战胜恐惧的力量。
过了不多一会儿，父亲的头脑又清醒过来，他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谁也不能抗拒。或许父亲已经知道自己大限将近了。
接下来的日子，父亲几乎吃不进去什么饭。母亲用红枣、大米给他熬的稀饭，他也难得吃上几口。就这样，一直靠盐水维持着生命。
父亲最后的几天，已经变得不能说话了，只是还保持着微弱的呼吸。见父亲病危，我只得给单位请了假，在家守候着父亲。几弟兄也开始商量父亲的后事，并着手置办棺木、孝衣，处理请阴阳先生、看坟地等事务。
父亲是2014年4月5日(清明节，农历三月初六)下午5时许去世的，享年83岁。父亲去世的当时，我正在医院病房外跟远在宁波的姐姐通电话说父亲的病情，二哥突然着急地喊我，说父亲老了（我们当地对长辈去世的一种说法）。长时间积聚起来的悲伤导致我当场放声痛哭，边哭边往病房里跑，电话那头也立即传来了姐姐的哭声。
按照风俗习惯，我们在父亲病房床前烧了些纸钱，找医院附近的农户买了引魂鸡，在医院外放了鞭炮，然后找了辆农用车把父亲运回老家土葬。母亲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一路哭着往医院里跑，在路上拦住载父亲遗体的那辆农用车，伏在车上痛哭，我们好不容易才把她劝离。那一种生离死别的场景，那一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忧伤、酸楚和遗憾立刻充斥内心，我们几弟兄也禁不住热泪滚滚。
父亲在我们那一带很受敬重。解放之初，他当过现在三个村的农会主席。在他那一代的人中，他也算是一个文化人，当过民办教师，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打得一手好算盘，曾被南部县供销社招聘为正式干部。同时，父亲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邻居家的房子被大风吹垮了，他背着背篼去化粮。其他的人都是两手空空回来，他总能凭借他良好的人缘背回来几十斤粮食。他见不得软弱的人受欺负，总爱打抱不平。这些，都慢慢集聚着远近人们对他的好。
父亲也是一个很有孝心的人，他常给我们讲他年轻时候的事：父亲从伏虎供销社退回来后，卖掉了皮衣皮鞋，给家里买了一头水牛，给爷、婆和大爷都买了衣物，连母亲都说他太老实了，没有私心。父亲那辈有三弟兄，但爷、婆和大爷的棺木都是父亲一个人置办的。父亲常教育我们，“父母面前不要怕吃亏”，“屋檐水滴旧坑坑”，父母的言传身教对我们影响很大。
父亲追悼会上，我们村在家的大人几乎都来了。我也代表家人发了言。我说，我们要像父亲那样，心怀善念，乐于助人；我们兄弟姊妹一定要搞好团结，照顾好我的母亲，这既是我们向父亲和亲友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我们怀念、追思父亲的较好办法，更是我们作为儿女应尽的责任。
安葬完父亲，我要回南充上班了，大哥、二哥、姐姐、姐夫也要外出务工了。我担心母亲一个人在家孤单，就和妻子商量了一下，于4月14日把母亲接到南充和我们同住，一直到年底又和我们一起回到老家。
2015春节期间，我们几弟兄、妯娌聚在一起，商量由每家供养母亲四个月。大哥开始，我第二，最后是二哥，每年如此轮转。不想刚过了二个月，性格要强的母亲就因琐事和大嫂吵架后，赌气独自回到二哥自建的房里居住。得知这个消息，我很不放心年迈的母亲，便利用回家给父亲烧一周年的机会，租车把母亲接到南充来了。
和我们住在一起，母亲有了依靠，有了陪伴，和邻近的老年人一起聚聚，偶尔也会有些欢笑，渐渐走出了父亲去世的阴影。我自己也觉得内心得到了安慰。因为，我所做的，正是一个为人儿女者应尽的责任。
现在，我也是一个14岁女儿的父亲了。有了亲自抚养孩子的经历，才会真正懂得“养儿方知父母恩”的厚重意义。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儿女们在父母面前的付出，都远没有父母在儿女面前的付出那么多、那么好、那么真。还有，在父母面前尽孝不一定非要分那么公平，弟兄姊妹之间，能力大点，可以多出一点力，能力小的，可以少出一点力。尽孝尽力与否，全看我们自己内心是否把父母看得那么重。
挂完清明离开伏虎回南充时，我硬塞给母亲500元钱，叮嘱她饿了就买些自己喜欢的食物吃，也告诉她，再过两个月，我就开车回来接她到南充。母亲满口答应着，我看到那一刻，幸福和微笑悄悄爬上了母亲那满是沧桑的脸，好像有一束和煦的阳光霎时照进了母亲饱经风霜的心，暖融融、情深深。